在每一次選舉，每一次天災人禍，每一場競賽過後，我們難免會有一種深深的感觸：這個世界並不公平。



1950年代初期的NBA球員麥肯（George Mikan）6呎10吋、250磅、動作靈活，造成籃球界巨大的衝擊，1951-52年球季聯盟甚至衝著麥肯放寬犯規尺度，還將3秒區寬度放大為2倍以讓敵隊球員可以限制麥肯的活動範圍，被稱為「麥肯條例（Mikan Rule）」。



台灣的立法委員選舉之後，出現了史上第一位新住民的立委，是從柬埔寨嫁到彰化縣花壇鄉的林麗蟬，在這則報導的網路留言裡，我看到有民眾理直氣壯的說：「外配更應該做公益，享那樣多福利。」



當我們響應募集二手冬衣給在台灣漁船上工作的印尼、菲律賓外籍漁工時，這個外籍漁工工會所在地的蘇澳，也有民眾在群組上責罵工會開罵，證據是：「我在路上常常看他們吃的東西、用的手機，不會比我這單親媽媽差！」



每次看到這樣的議論，我都會因此覺得羞愧。



這些不公平，不在於對方得到比我們多，而是「他憑什麼可以跟我一樣？」



我也可以理解說這些話的人，當然不是壞人，只是他們選擇了黑暗的想法。



我一位瑞士朋友，是瑞士綠黨的資深黨員，2015年11月開始為當地一個NGO組織工作前夕，在NGO同事的安排引介下，要我針對他的新工作進行深談，扮演「the devil's advocate（故意唱反調的人）」的角色。



在工作上，我們為了幫助同事或朋友對某個問題考慮得更周到，常常會互相請對方扮演故意陳述反對意見的人，從反面角度來分析問題，堵塞漏洞而故意提出不同意見。



瑞士人的新工作服務內容，對於瑞士人民是一個全新概念，但台灣人大概耳熟能詳，簡單的說就是「債務更生」。他的新組織，會在瑞士提供債務協商、債務更生、債務清算、債務清償、債務整合、卡債問題等金融債務法律諮詢跟協助。



什麼是債務更生？每個國家依照法律有不同的規定。以台灣來說，只要債務人的債務總額沒有超過新台幣1,200萬元，五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，或從事月營業額新台幣20萬元以下的小規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，無論是上班族、開計程車的司機，或是做小生意的，都可以在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，可以向法院聲請更生，法院可以進行職權調查債務人財產後，協調更生方案，使債務人盡力清償債務後，獲得重生機會。



一旦法院裁定更生程序後，就不能對債務人提出訴訟或強制執行。債務人自己提出一套償還計畫，比如還幾成、每月要還多少錢、打算還多久，都可以按照自己負擔起的能力提出一套償還計畫，經債權人會議，債務人1/2以上債權人同意，再經法院裁准後開始履行承諾，執行完畢，債務一筆勾銷，這就是所謂「更生方案」。



「你有沒有想過，這些人為什麼會負債呢？」我問。



「人會負債，當然是因為很衰，運氣不好。」瑞士人這麼回答。



「不可能是蓄意惡性倒產嗎？」我抬起眉毛，不以為然地說。



「我們瑞士人不會這樣。通常只是運氣不好。」瑞士人顯然被激起防衛心。



「那麼有瑞士居留身份的難民、或是新移民呢？你也會接受他們的申請嗎？」我繼續逼問。 「嗯，也可以申請。」他稍微遲疑了一下後說。



「如果明明在海外有很多資產的敘利亞難民，在瑞士國內惡意負債，然後來向你們求助，你會像幫助一個瑞士人那樣幫助他們嗎？」我繼續質問。



這時，他沈默了。



我之所以為這麼說，是包括在美國在內，許多人確實會佔更生制度的便宜，每隔幾年就利用破產宣告的機會，大批的卡債、個人債務，然後一筆勾銷，週而復始。



瑞士人沈默了一分鐘，深呼吸一口氣，然後沈重的說：「我可以選擇不這麼想。」



聽到這句話，我放下緊繃的臉，笑著伸出手說：「恭喜，我想你已經準備好面對這份工作了。我沒有其他問題。」



世界並不公平，但是我可以選擇不這麼想。



過去我不只一次拒絕在TED演講，除了我不喜歡18分鐘的時間限制之外，我覺得要求講者免費為TED工作，並不公平。



以我參加的TED場地來說，場租是15萬元。燈光、音響、TED的員工，顯然都有拿到合理的報償。但是唯一沒有得到報酬的，卻是讓TED之所以為TED的精華：講者。



講者免費，是否代表場地有價值、燈光音響有價值、但講者其實沒有價值？如果真是如此，為什麼還有那麼多優秀的人，多年來願意免費為TED貢獻自己的生命經驗跟智慧？他們看到什麼是我看不到的？是不是對於講者來說，登上TED的講台「價格」雖然是零，但是有很高的「價值」？



我覺得這樣確實不公平。但是回頭想到自己30歲時決定要離開科技顧問業，轉業去做國際NGO組織的工作，我當時決定從不支薪的志工開始，雖然不公平，但是我希望雖然是免費的「零元員工」，但我的價值能夠被組織看到，結果一段時間之後，我的價值開始反映在我的薪水上，NGO組織願意付費去換取我帶給他們的價值。



如果一開始我不願意爭取一個讓我的「價值」被看到的機會，我就不會有「價格」。



於是我答應了TED的主辦單位。那一天，我覺得自己真的長大了。



最近，有位在曼谷工作的同事萬分痛苦地對我說：



「怎麼辦？我底下實在需要雇用一個助手，我手上有一個很棒的人選，可是他開的薪水比我自己的薪水還要高。作為他的上司，卻領比下屬低的薪水我不能接受！」



「他憑什麼可以跟我一樣？」時常像一個魔咒，不知不覺限制了好人的高度和視野，而做出好人不應該做出的選擇、說出了好人不該說的話。如果我是籃球員，真的希望我投的籃框，因為比對手足足矮一尺，而為我從305公分降到270公分嗎？這樣的勝利，才算是公平嗎？有意義嗎？



反問我自己，如果讓一件在我心目中很重要的事情成功的唯一方法，是雇用比自己薪水高的下屬，我願不願意接受？



部下得到比上司多，真的不可以嗎？



對一個新住民、一個外勞，跟對自己人一樣好，有什麼不對嗎？



瑞士綠黨的朋友提醒了我一件重要的事：是的，世界並不公平，對於這點，我無能為力。但是我們能決定自己的高度：我可以選擇不這麼想。



來源 | http://www.businessweekly.com.tw/KBlogArticle.aspx?ID=15334&path=h&pnumber=2